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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藏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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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季羡林和任继愈曾指出“藏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并预言“21世纪将是藏学的世纪。”[1]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藏学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就，藏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得到拓展和深化，藏学的故乡——中国,发展成为国际藏学研究的中心。对新中国藏学研究的这个“长时段”进行反思和总结，认清藏学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具有的独特优势，并对中国藏学的发展前景进行前瞻，有益于新时代中国藏学研究者承担新使命、开启新征程、取得新进展、出好新成果，有益于推进中国藏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占领藏学研究的制高点，掌握藏学研究的话语权，展现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文参考国内外学术界对藏学学科的历史和现状的探讨(1)中国藏学界探讨藏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论著主要有：1.《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冯蒸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2.《藏学是什么》(杜永彬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3.《中国藏学史》(王尧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4.《中国藏学年鉴》，中国藏学出版社。5.郑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藏学》2018年第S0期。国外学术界探讨藏学的论文有：1.Eugen Research in China by Tibetans and Chinese after 1949, Development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 “Tibetan Tibetology” Sketches of an Emerging Discipline， Shih、Yu-wen Chen.ed.，Tibet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2013.，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视角对当代中国的藏学研究进行反思和前瞻：追溯中国藏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科体系演变，揭示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程；把握中国藏学研究及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不断推进中国藏学研究体系建设，占领藏学研究的制高点，掌握藏学研究的话语权。

一、藏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藏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藏学不断发展，学科体系基本建立，学术体系逐渐深化；国内藏学界历经70年的辛勤耕耘和潜心研究，中国藏学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就，藏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和社会影响不断提升，中国藏学的话语体系逐渐增强,藏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一)藏学的概念和定义得到阐明，藏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藏学的概念和定义得到阐明。经过70年的学术实践，藏学界达成基本共识：藏学是研究藏族和西藏及四省藏区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藏族，研究范围涵盖中国藏族聚居区、海外藏人社区和藏传佛教传播区。“藏学是研究藏族自治区自然环境、藏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学科，是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藏族自治区和藏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2)参见“藏学”(杜永彬撰写)词条的解释，收录于王尧、陈庆英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狭义的藏学，研究涉藏的历史和传统，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广义的藏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从涉藏的历史和传统扩展到涉藏的当代和现实，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3个阶段：1.民族史——藏族史——西藏学阶段(1949—1985年)。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召开的研讨会和出版的图书，一般都以“民族史”“西藏学”和“藏族史”为题，如多杰才旦、李有义、拉巴平措等发表的关于“西藏学”的论文[3][4][5]；1983年召开了“拉萨藏族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成都召开了“藏族历史学术讨论会”，1985年开始出版的《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刊》《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别辑》(3)这3套丛书分别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表明当时只是使用“藏族”和“西藏学”，还没有形成“藏学”的概念。2.藏学名称确立阶段(1986年)。1986年，直接用“藏学”定名的国家级藏学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标志着藏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正式确立(4)1986年5月20日，中央下发39号文件，批准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3.藏学发展完善并形成分支学科阶段(1986年至今)。藏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之后，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并衍生出一些分支学科，如西藏研究、安多研究、康藏研究、四川藏学、青海藏学、甘肃藏学、云南藏学、国外藏学，以及藏彝走廊研究、藏边社会研究等(5)出版的书刊、召开的研讨会、立项的课题、成立的机构等都有反映，如《西藏研究》《安多研究》杂志，《四川藏学研究》《康藏研究》《国外藏学研究》《藏彝走廊研究》《藏边社会研究》《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等。。笔者尝试探讨藏学的分支学科，提出“康巴学”并发表论文进行论证，旨在阐明：如果说藏学是一棵参天大树，依据方言区划分的卫藏、康区、安多三大方言区，可将藏学划分出分支学科卫藏学、康巴学、安多学，它们是藏学这棵“大树”的三大“枝桠”，藏学与其分支学科是命运共同体，藏学的分支学科枝繁叶茂，藏学这棵参天大树就能根深干壮，反之亦然[6]。值得关注的是，受国外喜马拉雅研究的影响(6)“喜马拉雅研究”(Himalaya studies)，是英国学者提出的，国外广义的喜马拉雅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参见郁丹等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1)——环境、生计与文化》“序言”，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喜马拉雅研究热”，召开研讨会，成立研究机构，立项研究项目(7)如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国际会议(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陕西师范大学)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环喜马拉雅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郁丹主持)，《17—20世纪喜马拉雅山区域史研究》(2017年重大项目，扎洛主持)等；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成立喜马拉雅研究所，2014年10月云南民族大学成立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2014年12月四川大学成立喜马拉雅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2016年青海民族大学成立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中心，2016年大理大学成立东喜马拉雅研究院，同年乐山师范学院、乐山市政府和四川大学合作成立跨喜马拉雅研究中心。。有学者认为，喜马拉雅研究应包括藏学研究，但是，正如上文藏学的定义所揭示的，所有涉藏地区都是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喜马拉雅区域自然是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故可将喜马拉雅研究视为藏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近年有学者还提出了“藏学人类学”概念(8)参见卢秀敏：《中国藏学人类学领域及其相关研究述评》，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刘志扬：《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基于美国博士论文的分析》，载《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课题组，一些地方举办“藏学人类学”学术讲座。这里，“藏学人类学”是专门术语，而不是“藏学、人类学”并列。，这种提法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