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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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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新疆都是中国的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边疆”。在古代，它是欧亚大陆的纽带，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当代，它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是国家拓展战略空间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央确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新疆一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曾在新疆这块大地上生存的民族有数十个，各民族文化有融合也有冲突、有交流也有隔阂、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历史界标是1949年，在这之前新疆各民族文化融合与冲突难分难解、此起彼伏，在这之后则是和谐共存、交融共进。未来，奋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疆篇章，关键在于能否面向新时代构建新型民族关系。文学传播是观察各民族关系的独特而重要的视角，因为文学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镜子，而且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各民族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文学传播研究是将文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诚如德国著名文学传播学家洛文塔尔所言：“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①详见甘锋著《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就此而言，以传播学视角研究文学现象是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向度。

一、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局与突破口

在新时期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版图一直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的突出表现就是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缺席与匮乏。中国已被正式识别的民族有56个，各民族文学发展并不平衡，在发展程度上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在形态上具有较成熟现代性的文学；第二类是初步具有现代形态的文学；第三类是发展程度较低的民间口头文学。

语言是民族文学发展与交流的屏障。由于语言等因素的阻隔，主流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总体上了解甚少，许多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或长期作为学科盲区存在着，或被视为主流文学的延伸与复制。

进入新时期以来，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史书写视野。许多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对待，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形成了一个怪异的体制——它由三大板块组成：一是以全国视角书写的文学史，毫无疑问，汉语文学占据了主体地位，研究者并不强调其地区身份，因为不同地区的汉语文学都被视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二是港澳台文学，是一个按照“一国两制”思维划分的单元；三是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按照民族身份和地区身份划分的单元。这个单元中的某些作家实际上已经达到全国文学的一流水平，而文学史书写在处理他们的时候比较混乱，或放入少数民族文学单元，或不放入这个单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大格局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同时新疆当代文学研究又有某些特殊性。在新时期以前，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批评层面，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较少。进入新时期以后，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宏观与综合。但是，新疆各民族文学研究大都在各民族文学范围内展开，主要探讨各民族文学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及其艺术价值。2006 年出版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①《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于2014年修订，书名改为《新疆当代文学史》，故下文中提到该书均称为《新疆当代文学史》。是新疆当代文学研究整体层次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全书共四卷，一百多万字，是一部全景式描述和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地域性多民族当代文学史。但它仍然有反思的空间。

首先，它在突出“现场感”的同时缺少了一些“历史感”。也就是说，它带有鲜明的“当代评论” 色彩，相对缺少反思性的历史审视。或许是因为该书的编撰者大多是新疆当代文学进程的参与者，难以拉开应有的距离对它进行较为超脱的反思，对过程描述得多，对成绩肯定得多，而上升到规律性的反思则较为薄弱。

在文学史研究中，要实现对历史过程和面貌的真实呈现，我们必须“回到现场”，还原历史情景；反之，如要实现对历史现象与过程的科学解读，我们又必须跳出历史，以全国性或世界性视野从规律性高度来审视具体的历史现象与过程。《新疆当代文学史》在“回到现场”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它完整、详尽地呈现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读者可以借助此书较为清晰地了解新疆当代文学的全貌，也为今后对新疆当代文学的深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线索。缺憾在于其“超越性”不尽如人意，对新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演变脉络和深层规律的理论提炼与论述较为薄弱。